旅程|Long Long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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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心情

转自奶茶刘若英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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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9, 2008 — RENE (Views: 2086)
如梦一般
如梦一般
连我自己都未醒来
 
        上海演出结束,我一再的思考着怎样可以更好
        南京记者会结束,大家都回台湾了,我独自先到了北京…一下飞机,我打给似水年华的制片,我说我需要进剪接室剪一段关于傍晚片段出来,他立马说没问题,并且打给黄磊问了可能出现的集数…然后我进了剪接室,坐在屏幕前面,制片对我说,感觉好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们真年轻….我看着画面,告诉自己,没变的是傍晚的感觉….
         然后接到张姐(张艾嘉)的指示,希望我能重新做开场的“音效“,但是我独自在北京大城里,晃了好久,我却买不到插进计算机的专用麦克风,于是我又进了录音室,重新录过所有的“人声“的部份,然后寄回台湾,确认后期配音间有收到….
        我回到住所,再打开工作本,仔细的想,那里还可以更加的丰富….我开始打给半生缘合作过的廖凡,请他来帮我录一段男女的对话….够哥儿们…他来了两趟,第一趟我还在台上彩排,第二趟已经是演出的当天五点….
       接到电话,北京一夜的虚拟band需要有些调整,制作部门快抓狂了…小公主跟阿庄都还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挂上电话…一阵晕….然后告诉自己,想办法比抱怨要重要….半夜近一点,大家决定,我要演花旦,参加虚拟乐团….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开始化妆….录音….
        然后我病了….终于…病魔跟我说,他不能再忍了….
       七号我再度开始采排,并且把过去两天要加的部份跟大家沟通….大家一阵错愕…不是巡演吗?为什么还要修正?我没有时间告诉他们我的想法,只能任性的说,就是这样….相信我,这是我熟悉的北京….傍晚…记忆…
        一直彩排到八号清晨,我们开会到快要三点,他们说大哥要八号下午四点半才能来彩排,我说太晚了,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做,北京又是一个绝对不可以晚开场的地方…于是,我传简讯给大哥,我请他早一点来彩排,他什么都没问,来了两个字“几点?“八号下午他早来了….
        八号早上八点半,我一个人下楼吃早饭,阿庄传短讯来说,如果要吃早餐,可以叫他,我忍住了,一方面,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另一方面,我怕我会跟他一直说话….对晚上要唱歌的声带不好…
        但是没多久,阿庄也下来吃饭了,于是我又请他拿出纸笔….一一记下还需要沟通的细节,最后我告诉他,交给他了….我需要回去补眠….
       十点,我终于请了医生来房里…..
       两点半,我离开了酒店….
        一直到上场前,我都不是非常确定我能否演出到最后,画好妆,我的房间静空了….我闭上眼睛,专心的把流程想一遍….我听见自己的心跳…
       七点十五分,他们说band已经上台了,来不及一起喊加油,我冲了出去,穿着大澎裙坚持要跟他们一起喊加油….我走上了还遮着黑幕的舞台,我大声对乐团喊着…今天晚上,交给你们了….加油加油加油…..
        我回到快换间,深呼吸….我不知道这个晚上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感觉…..虽然我还有很多的不知道,但是在那一煞那,我听见了黑幕外你们的声音….
        音乐响起,灯光亮起…..一切开始….如梦一般…..如梦一般….
        我的汗比平时多了许多,我的眼睛有时是蒙的….但是我的耳朵,我的心,却比以往更加清楚而自在….
        谢谢你们让我完全在舞台上放松,我不是在表演,我是在跟你们一起梦游,一起完成这一个晚上的梦…..
        结束时,我回头看见乐团们开心的表情…..我知道,我们起码做到了一件事”一条心“….
       我感觉我面对你们时,所有工作人员在我身后给我灌注的力量跟专注….全场的我们一起呼吸….
        若你要问我,我会说,我还不够好,我希望我还能更好,但是我尽力了….
        庆功宴上,我喝了很多,唱片公司的老板,走进来握住我的手,非常的用力,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知道,他的眼神告诉我,他们也做到了….
 
演唱会的魅力是什么?我说不清楚,还是那一句
如梦一般
如梦一般
 
而我,绝不会放弃能更好的机会,因为在梦里,什么都不会停滞不前的….
 
此时的我在香港的酒店,夜晚海景依旧…
 

 

...

3月8日奶茶刘若英梦游@北京演唱会

        奶茶的演唱会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总想写点什么,可是这段时间事情颇多,总也静不下来。如果什么都不写,又对不起这场演唱会,对不起没有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们。

        以前看演唱会,说7点开始的,总会拖到8点;说8点开始的,又会拖到9点。奶茶的演唱会门票上写着7:30开始,我想,8点能开始就不错了。所以差不多7点才从家里出发,可首都体育馆毕竟算在家门口,不到10分钟就到了。到了首体门口,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我一下天桥,三五个黄牛噌地就挤了过来,拿着厚厚一叠百元大钞,问我卖不卖票。。。

        进场后,发现我坐的位置还可以。可是离得还是太远。我抱着侥幸心理,要是开场后,前面有空位,我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凑到前面去。

        7:20,舞台上的大屏幕开始倒计时。我明白,奶茶这场演唱会一定会准时开始。果真,大屏幕变成00:00时,灯光准时打开,奶茶刘若英跑了出来,全场沸腾了。。。第一次感觉,离她那么近。。。

        第一首歌是《最初的地方》,观众还没进入状态。到了第二首《听,是谁在唱歌》、第三首《很爱很爱你》,观众的情绪就都起来了,全场就开始跟着唱。再后来是《分开旅行》,陈羽凡神秘地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直到他唱了两分钟以后,我才看出是谁。原本以为是黄立行,可是声音又不对,总之,可费了一番心思去琢磨了。

        再后来的一段比较有特色的是傻根(三多)的出场。《一辈子的孤单》开始后,刘若英把鞋脱了,然后径直向舞台的北边跑去,这时,就见一个小伙子捧着花追了过去,刘若英没有察觉,还是一直向前边跑边跳边唱。下面观众可按捺不住了,因为这唱演唱会看的人多,所以不允许观众上去献花。大家都以为出了什么状况。哪知,小伙子追到舞台尽头,奶茶回过头来,小伙子也回过头来,全场乐了——傻根,不,三多嘛!再次沸腾了。。。三多说了几句很傻的话:“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祝全体女同志节日快乐。。。”汗死,节日归节日,被归为“妇女”一列,还是不舒服,尽管我们的年龄都已经到了“妇女”阶段。

        状况又出现了。奶茶穿的衣服是丝的,三多的花的外包装应该是那种很扎的,于是就跟奶茶的衣服粘到一起了。她的衣服领子开得特别大,所以他们在台上扯了很长时间,才小心翼翼把领口那块跟花的包装扯开;衣领处刚扯开,下摆处又粘上了,于是又开始扯下面。。。可费了一番功夫。

        再后来,就是李宗盛出场,全场再次沸腾。奶茶跟他合唱《当爱已成往事》,唱着唱着,她就哽咽了,再后来就哭了,中间一度唱不下去。观众看了都很心疼,只能用掌声鼓励她。

       。。。

       3 个小时过得非常非常快。奶茶唱完《原来你也在这里》、站在升降梯上大喊“拜拜”时,我才想到,演唱会要结束了。而我还没有做好结束的准备,有种“戛然而止”的感觉。全场都有这种感觉。所以,那几分钟,体育场的灯是暗的,舞台上也没人,观众也不想走,只有大声地喊“奶茶”“奶茶”。。。

        终于,奶茶返场了。又补唱了《当爱在靠近》和《后来》。全场再次沸腾。万人再次合唱。媒体报道,说唱《后来》的时候,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局面。那是因为媒体坐在场地,离奶茶很近,其实坐在观众席就会听到,从演唱会开始,观众就一直在跟着她合唱。。。万人大合唱贯穿了整个演唱会。也难怪奶茶最后谢场的时候再次潸然泪下。。。

         最后,刘若英是跑着离开的。不然,就走不掉了。观众舍不得啊。只听见我身后大片喊声——“奶茶,别走”。。。

  

(真的是座无虚席。我向前“蹭”好位置的愿望彻底泡汤。)

演唱会结束时唱《后来》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cf00XMjA1NjM0NTI=.html

...

    

3月8日刘若英北京演唱会(3)

(版权归我所有。谢绝媒体和网站转载。只供朋友之间分享。)

 整场演唱会我拍的最好的照片:

这张也不错:

3月8日刘若英北京演唱会(2)

(版权归我所有。谢绝媒体和网站转载。只供朋友之间分享。)

 奶茶刘若英出场:

《 听 是谁在唱歌》:

 又虚了:

 没打开闪光灯,汗。。。 

 这张还凑合:

 难得拍得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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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刘若英北京演唱会(1)

(版权归我所有。这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拍出的能看的照片。上百张里头就十来张没虚。汗。。。谢绝任何媒体、网站转载。只供朋友之间分享。)

1 首都体育馆07年为奥运装修了一年。这差不多是装修后刚刚放开使用。

2 趁演唱会没开始,拍了一张全场图。虚了。

3 演唱会开始倒计时。

 

4 演唱会开始了。奶茶刘若英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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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桂花不飘香(刘若英)

今年桂花不飘香
作者:刘若英 (
《一个人的KTV》)

  从有记忆以来,家里的院子里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年秋天一到,整个院子就会飘起阵阵淡香味。

  最记得小时候的一个画面就是公公老爱站在树下拎着一杯水在那儿漱口,然后口里念念有词的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老以为那棵树会跟他聊天。

  我是跟着祖父母长大的。毋庸置疑,我就是家里的小祖宗。由于公公是一位将军,家里的副官更封我为“将军的将军”。由此可知我那一生在战场出生入死的公公,是如何地拿我无可奈何。

  小时候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桌上一个牛皮纸袋,我二话不说就拆开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内容为何,就听到一声雷声响起。公公大发雷霆的斥责我的行为,我以为他是骂我乱拆他的东西,没想到他竟然说我把他的牛皮纸袋拆坏了,那个袋子是可以再使用的。然后就一阵什么浪费国家资源啦,不爱惜东西等等的名号全给我套上。我倍感委屈地哭了起来,不过就一个破纸袋嘛,他说得好像犯下滔天大罪?我不只哭,还从楼下哭到楼上给我婆婆听,再从楼上哭到楼下的房间,然后再遵照八点档的剧本,把房门反锁起来。公公骂得越大声,我就哭得越歇斯底里。当时大概整条巷子都被我们祖孙的二重奏给淹没了。之后慢慢的声音小了,我把耳朵挨着门板朝外听,屏息间听到公公走近我的房门,故作轻松地说:“袋子里头不就一张照片嘛,有什么好看的?那么丑!要就给你嘛!何必把我的袋子给拆坏了呢?”说毕,我就瞧见一张八开大的脸从底下门缝给塞了进来……

  公公十六岁就进了军校,可以说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老来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也仍是一概与俗世无争的气魄。

  如果你问他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他可能会回答你他惟一知道的一首通俗歌“绿岛小夜曲”。如果问他会唱什么歌?那他一定毫不思索地回答你“黄埔军校校歌”。而这种耿介几近可爱的个性,也会表现在一些不那么恰当的场合。只要是任何婚丧喜庆要找他致词,他一定可以跟民族大义扯上关系。我常常觉得,那一对对的新人一定搞不懂他们两个人结婚跟国家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就像我每一次去大陆拍戏,离家前跟他辞行,他一定会语重心长的叮咛:“这一趟你去大陆,是身负重任,两岸的和平就全靠你了!”听罢我总要尴尬地跟祖母扮个鬼脸。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除了他们那一代的军人,又有谁会如此时刻胸怀忧国忧民的使命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公公也会有老的一天。曾几何时他不太大声说话了,连路都开始懒得走,坐在那一张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慢慢的连饭也不肯自己吃了。看着他如此气若游丝,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跑到他跟前逗他,要他猜我是刘若玉还是刘若英?然后逼他说他最爱的就是我……早些年我在外头受了委屈,我就靠在他胸前,撒娇的跟他告状说有人欺负我,然后要他拿枪替我毙了他们!他会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好!好!好!”可是后来,他的眼睛只看着远方,嘴里念的常只是一些大陆老家的人,事,物。越后来又或者干脆完全不说话了。

  身体虚弱的公公进进出出医院好几回,直到那一天我正在参加舞台剧记者会的当儿,接到消息说医生送他进了加护病房。当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全身已经插满了管子。第一次,我听到医生不是对我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第一次,我听到医生对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家属请不要离开医院,怕通知不及”。第一次,我听到祖母用一种几近哽咽的语气求医生,希望至少能撑到儿孙到齐。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感觉到公公会永远的离开我。

  在加护病房的那几个夜晚和白天,我仍然需要工作,我随身带着行动电话,每到一个地方就急着确定电话一定收的到。每一次铃声一响起,我的心跳就几乎要同步停止。一直要到对方的声音正常地出现我才能回过神来。每次收工冲到医院,看到祖母还坐在外头念经,我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正常的呼吸。

  漫漫的长夜或者跟祖母一起祷告,或是回忆公公的点点滴滴。等到加护病房会客时间一到,我们才能进去看他。每次进去,围在他身旁一堆荧幕上的数字就掉落一点。那一点点,就如我的心被刮掉一块般。祖母不是握着公公的手,就是摸着他的头,轻轻地跟他说话,要他安心,然后在他旁边为他念经。有时候公公像是听懂了似的,看着祖母点了点头,有时还不自主地流下泪来。我不懂祖母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承受这一个与他生活了半个世纪的男人即将要离去的事实。祖母要我给他唱歌,我依偎在他耳朵旁唱“绿岛小夜曲”,却怎么也唱不准音。他倒也像是喜欢的点了点头。我扑在他的身上哭了起来,第一次,他没有话语安慰我……

  就在那几天中,家里人告诉我,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那棵跟我公公聊了一辈子天的桂花树枯死了。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号上午十一点多,他终于不愿意再跟机器作战了。荧幕的画面归零。

  过了几天,在替公公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用过的牛皮纸袋,上头写着“刘若英小朋友收”。旁边公公还用毛笔附加写上,“代若英孙女保存之邮票”。我都忘了自己曾经收集过邮票。打开来看,全是一些完完整整一套一套的旧邮票,还有几张我在读幼稚园时老师发的只有手掌大般的,上头印着“奖”的纸片。所以将军公公毕竟不是无时无刻只有民族大义,孙女也是很宝贝的。望着这几个简单的毛笔字,我仿佛不意窥见他坚毅的躯壳里那柔情的心灵。而牛皮纸袋,每一个珍惜使用的纸袋,原来可用来包装他无微不至的心意。

  我带着这份再珍贵不过的牛皮纸袋走出门,看见那棵确已枯掉的桂花树,竟闻到扑鼻的桂花香。只是,今年满溢的香气不再出自院子的桂花树,而是从更深更远的地方飘过来,穿过千山万水,从我公公所在的地方飘过来。

  1998夏

...

YI易(刘若英)

YI易 
作者 : 刘若英

我怕会忘记他 
   后来我发现,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并不会改变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从小就叫他“易”。他那个易,声音不是往下,不是容易的“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扬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远要拖长。家里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进他的告别仪式现场之前,我都以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里,一进大门,穿过院子,进来的第一间。什么人来来去去、进出我家,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他常常就是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我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既然可以欺负,我就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以至于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隐瞒。  
    易走了以后,我常常很怕自己会忘记他,毕竟,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记得他多少?但后来发现,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没有人算得清楚。传说曾祖父时代,还不到“民国”的时候,他十三岁就在湖南老家担任所谓“家仆”。而后我公公去上学,他的职务就变成书童,每天跟着公公去学堂,旁边一站就是一上午,等着公公放学,然后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决定从军。那年,祖父只有十四岁,根本不符合从军的最低年纪,但公公还是谎报年龄上了黄埔。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即使“少爷”起了爱国心,热血沸腾的要报效国家,“易副官”的责任还是没有变。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的是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去了俄国念书,易无法跟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留学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诞生,他就变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家里有了姑姑,当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一直到连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倒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晒腊肉、他的糖醋排骨,都是一绝,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我搬来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务,就是当我的保姆。 

 如果能够回到那时候
    小时候,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为自己家有院子,所以我的游乐场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当时觉得很大的前院里。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易”。
  记得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我因为他没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气地摔球拍,过去踩他的脚,然后骂他说:“你根本就不会打球。”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地折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然后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两根大拇指各自弯曲,然后接起来,跟我说他的大拇指可以分开——鬼才相信。
  另外一个第一次,就是我从那个糖罐子里偷钱,原因是我想跟同学去学校巷口的那家杂货店抽奖,另外,我还想吃一种会弄得满嘴红红的芒果干。后来听姑姑说,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从那糖果罐下手。也许,易,是故意把钱放在那里的。  我的公主床头后头是一个小小窗户,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闹钟,易,会在那个窗口后头问我,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萝的?还是肉松的?还是稀饭?烧饼?通常他还没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声音——我婆婆,“易副官,不准那么宠她,哪有每天问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都这样问,然后我才起床。  家里不准我们吃摊子上的小吃,嫌不卫生,我总是羡慕同学可以随意坐在路边吃蚵仔面线跟刨冰。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关,大剌剌地坐在摊子上吃起面线。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很不到位的安排。
  我看着老板用着浅浅的碗,舀进稠稠的面线,撒上香菜跟大蒜,然后抖着手端给我,确实,老板的大拇指都伸进面线里了。但卫生不重要,可以突破禁忌才是重点。就是这么巧,婆婆搭着车进巷口回家了。易副官见到了,但他的行进速度怎么比得上汽车?我才刚想说再来一碗时,一只涂着蔻丹的手已经把我拎上车了。我回头找易,只见他追着车子跑,满头大汗。
  我的小学就在我家后头,走路十五分钟的距离。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就像他当年陪公公去学堂一样。因为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地理所当然,我从来不会珍惜,只抱怨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书包,而是他帮我提着。有几次,我都故意一放学,在校门口,把书包一丢给他,跑着回家。以他的年纪,再加上脚上那双黄色的塑胶拖鞋,理当我会比他先到家。接着公公听到门铃声就会说:“易副官没去接你吗?”我就会说:“不知道,没看到。”小孩子事实上是不单纯的。真想用一下小叮当的任意门,回到那个时候,把当时的我毒打一顿消消气。 
 
 他像是能看穿我心意
  我现在脸上留有的疤,也跟易有关。那年我七岁,跟着婆婆去朋友家打麻将,因为婆婆盘算着我三点的钢琴课就在牌友家的正对面,走路两分钟距离。眼看着三点就到了,公公一通电话过来说,已经叫易过来带我走过去。婆婆说,才两分钟的路,英英应该可以自己过去。但是爱孙心切的祖父说什么也不肯。于是我坐在院子里等易,手上拿着点心,动弹不得。婆婆的朋友家有一条狗大概是看中了我手上的点心,一口扑了上来。只听见我一声惨叫,左边眼睛正下方被狗狠狠地亲了一下——缝了二十八针。据说,当我惨叫声起时,挂钟正当当报时三点整,而门外站着的易,正准备按铃。
  爸爸是船长,跑远洋的,两三年才回来一次。我嘴上从来不提爸爸,因为他实在太遥远了。我对他的印象有时不是脑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听说他要回来,我就会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坐在院子里,呆呆往门口望着。易,总会走过来无声地拍拍我的衣服,帮我把皱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终于,那帅气的船长爸爸回来了,全家围坐在餐桌前,听他说着国外的奇闻轶事,虽然我完全听不懂,灯光还是显得出奇温暖。婆婆告诉他说,易帮我买了辆自行车。瞬息间,爸爸突然翻脸,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亲的责任,说不可以。他的说词是:“第一,危险;第二,不可以宠我。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第三,就算要买也不能是易买。”他立刻叫家里佣人把车丢出去。我突然吓坏,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哭了起来。是因为我将失去得来不易的自行车,或是爸爸终究破坏了我对他的美好等待,我现在已不复记忆。
  就在爸爸无休止大发雷霆的时候,突然易的声音从屋外出现了。他隔着纱窗大怒说:“你小时候就多乖啊?还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会骂,孩子你带过几天?”
  爸爸住口了,因为他知道,易说的都是事实,毕竟易也是他的保姆。
  没几天,爸爸又离开了,我的自行车也被偷了。 
 
 我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我想易应该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时候我除了整他,不太爱说话,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他也从来不问我在想什么,只是搬张凳子也陪着我坐在那里,安静无话。最多抽根烟,然后咳嗽。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体不好,我只记得他老咳嗽。大家说他是抽烟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学校后,说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然后,婆婆带着我去一个肺结核的医院,她说易住在里面,但不让我进去,说怕传染。那个下午,我等在外头,踢了好久的石头,很想哭。
  再两个月,一个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他是那个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留着长发。我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叠叠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和她过好日子……对当时的我,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见那些老荣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脸上有着疲惫和期盼。我会很感伤,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易在我家服务了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说他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我的。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惟有这种阴差阳错,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易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带孝,我公公带着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厨,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姆。
...

永远不搬家 (刘若英)

永远不搬家  
 作者 : 刘若英

  一个人能活多久?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参考数字;一个是统计的平均寿命,一个是你自己期望的岁数,还有家族基因遗传的因素,也可以是历来哪个人最长寿的纪录等等。但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它不能说明我们对生命长短的感受。可能,我们需要另外一些能力,去真正感受生活的历程。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记忆。一个完全没有记忆的人,他活了二十岁跟活了八十岁,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吗?或者可不可以说,不管岁数大小,一个人能活多久,要看他能记得多少过去的岁月?

 

  我最近回到老家,花了七天时间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巡视了一遍。这是我住了二十几年、我的公公婆婆住了五十六年的房子。公公是职业军人,所以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有一百多坪,分为三层,在家人口中那是“楼上”、“楼下”跟“下面”三个空间。“楼上”有三间,一间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秘书的房间。楼下有四个空间,公公睡的、婆婆睡的,另外有客厅跟餐厅,当然还有我睡的公主房。“下面”分别是两间副官的房间,一间勤务兵的休息室,以及一间厨房。

  这样说来好像很大,但是根据我的主观感受,实际可用空间应该只有房子的十分之一。五十年来,东西只进不出,家具、衣物用品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杂物收藏;从大陆带过来的大木箱一个个原封未动,公公收藏的书报、婆婆数十年来的水墨画,都是理所当然地充塞可能的角落。甚至,餐桌一角有张一九九八年的广告单到现在还躺在原处,那对都已经离婚的新人送来的礼饼也原封不动的在酒柜上。家里是有人打扫的,物品堆积不去并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而是对家人来讲,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有时间标志性的,未来可能派上用场的。当人进入这样的状态,就没有东西是可以舍弃的。渐渐地,房子变成一幢生活仓库,主要是用来摆东西的,我们只是仓库管理员。

  去年年初,军方通知,今年四月必须迁离,会换一个国宅给我们。虽然一个一百多坪的平房,去换一个不到四十坪的公寓,是有点为难人,但毕竟“情势不为主观意识转移”,搬是一定要搬的。问题是,怎么个搬法?积累五十多年、塞满三层楼的物件,要放进一个国宅公寓,并不是多做几个储物柜就可以的。整整一年半以来,凡是家庭聚会、出门逛街、寿宴喜庆,家人碰面讨论的话题就是围绕着:“怎么搬?”解决方案从帅气的“全丢了,再买新的啊!”到阿Q式的“找国防部负责啊,是他们要我们搬的!”都有。听到任何论调,我都投赞成票,因为打从心里认定“反正不会是我搬”。早早我就跟姐商量,搬家我出钱,买新家具我出钱,但我动不了手。我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老房子的味道 
 
  这样,一年五个月过去了,我在老房子里来来回回了数十次,婆婆除了嘴里常常提到要搬家,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甚至公公的老花眼镜也还沾着尘灰静静地躺在原处。天佑公公,他去世已经六年了。

  终于有一天,或具体地说,是“搬家死线”的前五天,我跟同事如婷一起回家时,她小声地说:“我觉得如果再不动手,可能真的搬不了了喔。”

  “当初清清楚楚说好我不用动手的。”

  “但如果房子原封不动,到了期限怎么办?”这不是如婷问的,是我在问我自己。我不能想像拆除大队开着怪手吊车来时,年迈婆婆在房子里惊慌垂泪,我举着一块“人在屋在,屋亡人亡”的布条在家门前嘶喊。

  不啰唆,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穿着一身工作服,召唤了如婷、小娴、怡俐、大丽真、怡臻等一班娘子军,开始了我的强制搬迁!我跟自己说,不过就是丢东西嘛。

  公公跟着军队撤退到台湾的第一天,就住进了这个日式的老房子。公公当时四十多岁,但房子当时是多老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有记忆以来,它就很老了。屋顶上的瓦常常剥落,半夜有小猫会掉进天花板里,一夜叫个不停,木板地底下会有老鼠爪子的声音。我常幻想为什么笨猫不干脆掉到木板底下呢?两败俱伤,这样不是可以安静一点?对一个城市里的小女孩,住这样的房子并不是多愉快的经验,虽然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公公走了很久了,但只要我回到老房子,闻到那气味,看到他的书桌,我都会忘记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如果这一切可供记忆的东西不复存在呢?如果桌子搬走了,房子拆除了,气味消失了呢?我有能力把这些记忆完整地储存在我的感官里吗?

  还来不及解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扎起头发,戴上口罩手套,买了好几包垃圾袋,来到了老家门口。我觉得自己像个屠夫。我一一指着家里的东西,问婆婆:“这还要不要?”她的回答都是:“这个?当然要,这是……(回忆开始……)”过了两个小时,我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事关重大的,譬如那个缺角的盘子,“是你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你都不记得了吗?”或那张传单,“是公公一个老朋友开画展的……”垃圾桶,“是中兴百货刚开幕时,我跟你去买的啊……”是啊,什么冷血的人舍得丢掉我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 

 回忆是生活态度 
 
  因为父母早年决定各奔东西,我是跟祖父母一起长大的。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已经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回忆不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态度。因为两岸相隔,他们的成长环境被剥除了,他们见不到亲人、见不到家乡,除了记忆,他们还能怎么对抗这种隔离呢?

  想法是感人的,但当我脑子再度浮出举抗议布条的画面,心肠就变硬了。我决定不用问她了。原则一,我心里想着,凡是以后还买得到的,就丢。原则二,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也丢。我打电话给收二手书的茉莉书房,说我有些老书要捐给他们。回答是如果要他们来收,需要超过一百本。我说,应该有三千本以上。他们来人看了一眼,结果是动用了八个工人,搬了两卡车。

  除了书,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具。那些家具都是我在拍二三十年代背景的戏里才会看到的。我打电话给一个做戏用道具的朋友,请他来收。他两手空空来了,进来看了不到五分钟,说要回去开卡车。我不知道他一共搬了几车走,我在忙着丢别的东西,但耳里倒是一直听到他的话外音,“天啊!还有啊!”

  家电在我们家出现算是晚的。小学时,我曾羡慕同学家有洗衣机,回来问婆婆,为何我们家没有?她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家有人洗衣服,而且衣服用机器洗容易坏。从小家里也没有看电视的习惯,公公的理论是“客人来家里是交流,不是来看电视的”。因为这样,家里晚上是无声的,婆婆画画,公公看书、写毛笔字,而我,我忘了我在干嘛,应该在发呆吧。但是曾几何时,我家成了有四台电视、四台录影机、三台DVD、两个微波炉、三台冰箱、两个洗碗机。这就是时代的洪流吗?还是因为我进了演艺圈? 

 忘记的一扇门

  人家要是问你,你家里东西有多少,你能怎么回答?你的计量单位应该是什么?从某个角度说,每一个人家里的东西都很多,那是生活长年的累积。但有些东西是可以计量的,譬如说,我问你,你家的酒有多少?

  让我打开我家的酒窖瞧瞧。所谓“酒窖”,其实是公公房间里的一个小储藏室。我从来没有看过里面是什么,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门口就堵着一个挂大衣的架子,意思是那里面没有什么,就算有什么,也跟我们的生活无关。要不是搬家,所有人都根本忘记那边有一个门。终于打开后,灰尘扑面而出,门后是满满一柜子的酒,每个瓶子上都覆盖着一层尘封的土。我随手拿下一瓶瞧着,空的,全空的,但瓶口的包装原封未动。这瓶酒没有开过,只是,蒸发掉了。我一瓶一瓶的取出来,大致算了一下,两百多瓶。

  长年在家里帮忙张罗的张叔悄悄来到我身后,“另一个储藏室里还有。”

  “我床头柜子里也有,统统可以当你的嫁妆。”婆婆凑过来说。这话听起来窝心,每个家庭不是都有传家宝吗?但陪嫁几百瓶酒,这是传达了什么讯息呢?悲喜剧成了闹剧了。公公是不喝酒的,但他觉得别人送酒是心意,不应该转送,更不应该转卖,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就这么攒了四百三十瓶酒。多吗?酒之外,类似的礼品类还有茶叶六百多罐、人参两百多盒……

  就这么日复一日的战斗,书要丢、家具家电要丢、衣服要丢、剪报要丢——公公四十多年的剪报,及家中老小帮我从娱乐版搜集来的剪报。我的中小学作业、知名不知名的情书,也在以身作则、大义灭亲的心情下,一并收进垃圾袋。

  就这么不断地与往事干杯,有天爸爸说话了,“你简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听了脸上是笑的,心里是酸的。也眼看着已经丢掉的东西,有人晚上拿着手电筒到垃圾堆又偷偷捡回来。就这样谍对谍来回数日,爸爸终于又站在院子里指着我,“红卫兵抄家也不过如此!”

  好笑吗?其实惨绝人寰。婆婆声音颤抖地问我说:“我的红木柜你为何不帮我搬到新家?”我跟她说,我量过了,新家的电梯太小,进不去,就算走楼梯搬进了新家,也放不下。然后我就见她独自坐在餐厅看着红木柜哭,她说这次真的不想活了,连这个红木柜她都带不走。我站在那里,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压抑和坚强终于瓦解 
 
  七天这样血淋淋地过去,我坚持了我冷面屠夫的角色。搬进新家的黄道吉日终于来临。当天中午我因为有工作,要姐姐早点到老家,把公公的牌位请出。结束工作我一进老家门,姐气急败坏把一对签塞到我的手里,她说她对着公公牌位磕头磕了一个多小时,签掷了无数次,出不了一个“正签”,意思就是——公公就是不肯走。她觉得公公在耍她。我收下签,请姐先把婆婆带去新家,不要让她最后一个走,以免触景生情。我跟如婷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拿起胶布把一个个老柜子封上,写着“清空”,把房门一个个关上,再次贴起胶布,写上“清空”。

  最后回到大厅,我看着公公的牌位,手里拿着签,四周一片安静,心也是静的。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心里说着:“我知道您舍不得离开,我也舍不得离开,但‘家人家人’,家就要跟着人,爸爸还在,姐姐还在,婆婆还在,他们在哪里,您的家就在哪里。”我掷了签,“一正一反”,那是他说好的意思。我继续念着:“婆婆已经在新家等您,她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她可寂寞了。”第二个“正反”;应该OK了。这时如婷一旁屏着气说了声:“还要再一次。”

  还要再一次?我吸了口气,闭上眼,“亲爱的公公,我知道您最疼我,我们走吧……”我将签高高举起,睁开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公公,手一松——连续第三次的“一正一反”。我用力地把头往地上一磕,突然间,这些天的压抑和坚强彻底瓦解,我伏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故事还没有完
  再次转身,觉得故事还没有完……

  每个人都搬过家,但每个家在人心里有不同的分量。有时候你离开的不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也是舍弃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离开那个空间,等于把你自己的一部分也永远遗留在那里了。某个程度上来讲,你每搬一次家,你的生活也必须重新开始,生命的长度要重新计算。你舍弃的不只是身边的物品和邻居,你也切断时间的延续性。老房子清空了以后,我不得不忍着伤痛远离公公的味道,远离那些让我记得生活曾是多长多远的味道。但“远离”毕竟不是消失,我是人,我有记忆。味道是淡去了,但我会努力让它保存下来,用我的方法,让我的后代也嗅得到老房子的味道。公公婆婆半个世纪前被迫离开他们的老家,彷徨伤痛何止我的千百倍。但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是这样用记忆和盼望走过来的。我自然也应该这样走下去。

  二○○五年四月十号下午五点十分,我终于看了最后一眼门前的那棵桂花树,转过身去,拉上大门。喀嚓一声,这世界上能有一种声音是这般熟悉又如此惊心动魄吗?走出小小的巷道,我禁不住再次转身,觉得故事还没完。可不是,一片夕阳的殷红中,那个甩着两条辫子的小丫头,左手牵着公公,右手牵着婆婆,正步履轻盈地唱着歌。看着她得意洋洋的样子,你会以为全天下的小孩都不用长大。歌声若有似无地传来,听不真切,但我知道她在唱什么。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红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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